2月13日那天下午，偶然看見一篇文章，寫的是一位器官捐贈家屬的心情，讓我想起去祭拜佩玲的那天，與佩玲媽媽談到她離開那天的經過.......
當佩玲離開的時候，已經是從加護病房轉到普通病房，轉出普通病房並不是因為她病情好轉，而是醫生表明繼續救治已無意義，留在加護病房也只是在浪費醫療資源，所以商請家屬將她辦理出院，但當時的情況根本沒人敢帶她回家，所以在普通病房沒有任何維生系統的支持下，她又撐了幾天才離開。聽說她離開的那天下午，使勁的喘了三口大氣後才斷氣，隔壁那位老伯還告訴佩玲媽媽，佩玲算是走的很平穩，沒有太多痛苦.......是這樣嗎？我不知道。
當她因腦部嚴重缺氧後的重度昏迷，而醫生宣告即使救活也會是植物人時，他的家人就已經開始面臨沈重的負擔與內心交戰的痛苦，從一開始的無法接受，到考量許多現實的種種因素，除了沒人願意接受與看見她成為植物人，更沒有人能夠承擔起照料她的責任。此刻身為好友的我們，縱使有再多的不捨，卻也不能表達我們無法承擔的期盼，只能看著她，被決定，被放棄。
在她離開的前一天，她的舅舅打電話給佩玲媽媽，希望他們能夠捐出佩玲的腎，據說他長年為腎病所苦，因為是自己的兄弟，佩玲媽媽當然希望在自己女兒即將離開之前，還能夠發揮大愛提供幫助，只可惜佩玲的姊妹們，沒有辦法接受她在經歷病痛折磨之後，還要動刀割去她身體的部份，於是極力反對這項提議，就這樣，沒有留下什麼，她就離開了。
當時我聽完後，為這個結果感到惋惜，原本，她的家人是可以幫她將愛延續下去的，最後還是因為不捨與執著，從此讓她煙消雲散。我有時候會想，如果當時她能夠自己做決定的話，她會同意我的想法嗎？我們無法決定誰會先一步離開，但在我們還能夠為自己做決定的時候，好好思考你將來願意做出的最後奉獻是什麼？相信沒有人會願意在自己已經失去意識狀態的時候，將這個重要的決定丟給備受煎熬的家人們來面對，我想那是有一點殘酷的。
我很高興自己在2月13日那天，簽下我的器官捐贈同意卡，而且就從那一刻起，我開始對自己的身體負責，並且承諾要好好照顧它，因為我希望它將來還可以貢獻出來幫助別人，然後我也將我的決定，告訴我的兩個女兒們，雖然她們現在還不是很瞭解這件事的意義，但我希望將來當她們能夠理解的時候，會清楚的知道這個決定的意義，然後再由她們來決定自己將來的意向。
後記：2月17日那天下午，我收到編號：557660的器官捐贈同意卡，台灣2300萬人口，目前僅有2.4％的人加入器官捐贈同意的行列，現今國內捐贈器官的人數，仍遠不如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人數，據統計，目前國內約有7000人在等待器官進行移植，以改善病情，然而捐贈器官的人數，每年卻只有100餘人左右，捐贈率是每百萬人口7.2人，與歐美的每百萬人口20人以上相比，相差甚遠。因為捐贈來源有限，只有約600人可以幸運獲得器官捐贈而活命，使得許多人在等待中抱憾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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